刑法修正案（九）的正式实施，标志着国内在打击考试作弊方面，正式迈入了法治化的轨道。

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（九）中，新增了多项入罪罪名。大学生们要小心了：学生替考作弊，可能被判刑！请人代考，或者自己帮人当“枪手”，都可能撞在“枪口”上。到时的处理，远不止“校规处分”、开除那么简单了，轻则处拘役或者管制，如果属于“组织作弊的”，最高可以判7年徒刑！（《广州日报》 10月25日）　

组织作弊是一种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，不仅扰乱了社会秩序，还践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，具有底线破坏的严重性。近年来，在高考、考研、四六级考试等大型考试中，作弊现象屡见不鲜，一些作弊手段嚣张、性质严重，造成了较恶劣的社会影响。因而，加大对组织替考等作弊行为的严惩，维护良好的考试秩序成为社会强烈的呼声。在刑法规定还存在短板的情况下，通过修正案的方式新增入罪罪名，对打击考试作弊等犯罪行为具有基础性作用。　

我国规范考试行为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有三类：第一类是基本法律；第二类是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，如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》等；第三类是有关部委发布的部门规章。从实践中不难看出，对于组织团伙作弊的行为，行政法规几乎对其无能为力，只能对考生作出取消考试资格等处理。在刑罚方面，修正案（九）出台之前，考试期间通过各种方式在考场内外传递信息的情形，刑法规定还是空白，尚无法作为犯罪处理，“无法可依”成为执法困扰。　

之前诸如山西忻州高考舞弊案等案例，对利用高科技工具进行舞弊的组织者，最终以泄露国家秘密罪作为定罪的依据，足以表明缺乏适当罪名的尴尬。随着犯罪分子组织作弊的手段越来越高明，执法部门打击起来存在很大的难度，往往要花费巨大的物力、财力和人力。付出的成本过高，也成为摆在执法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。　

同时，法律对替代考试当枪手之类的行为，更是没有明确提及，往往是行政处理代替刑事处罚。学生考试作弊或者帮人当枪手，多以校规处理了之，自然难以产生威慑力和警醒作用。把犯罪行为按普通违法处理，或者以道德不彰进行纪律处分，其结果就是违反者对后果缺乏敬畏，甚至有恃无恐。高科技作弊形成了产销一条龙，手段越来越高明，代替别人考试的“枪手”也日益专业化。不但学校的论坛里随处可觅得替考信息，而且网上有大量的作弊专业组织的营销广告。考试作弊问题的严重性，亟待更强有力的处罚手段。　

对于考试作弊行为，国外多采取“零容忍”态度，将其定性为“犯罪”，受到严厉处罚。如在韩国，2004年韩国高考史上最大的作弊丑闻发生后，因涉嫌“替考”被调查的人员达到2.7万，替考枪手、给考生传送答案的课外辅导机构院长等人分别被判刑。在英国法律中，替考行为属于诈骗罪范畴，使用伪造身份证件属较严重的刑事犯罪。今年5月，15名中国公民因涉嫌“替考”，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陪审团起诉。根据美国相关法律，涉案人员可能被处最高20年的监禁和25万美元罚金。　

不难看出，尽管在刑罚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，然而这些国家的一个共性是，其法律诉求的核心，都是让跨越法律的行为付出了极高的犯罪成本，以此遏制考试作弊的冲动，并对具体的犯罪行为加强打击，从根本上遏制作弊行为的发生。事实上，正是这种严刑峻法发挥了巨大的震慑效应，也为考试秩序的规范和社会的公平打下了坚实的法治基础。从这一点来说，刑法修正案（九）的正式实施，标志着国内在打击考试作弊方面，正式迈入了法治化的轨道。　

替考作弊入刑之后，无疑将会产生巨大的威慑效应，其前景令人期待。不过，从责权对等的角度来说，相关法律法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。如果能对花钱作弊的买方市场加大处罚的力度，那么效果将会更加显著，也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性原则。在笔者看来，一方面要在立法过程中考虑到作弊的主观性，在考试作弊定罪中，实现买卖同罪的原则；另一方面，对使用专用器材的行为，应当严格按照适用窃听、窃照专用器材罪定罪处罚。总之，做到了供需两端的惩治，考试作弊行为才会得到根本治理。